98策略叶舟：我“发明”了一座敦煌城_文学_少年_本纪

《敦煌本纪》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制以清末民初敦煌沙州城三大家族的命运沉浮为主线，通过半个世纪的时空跨度98策略，描绘了西部百姓在动荡年代寻路、拓路的现实与精神历程。

作者叶舟强调，“少年中国”是作品的核心主题，旨在通过敦煌这一边疆地域的历史镜像，追溯中华民族的“少年时代”，挖掘文明根脉中的血性与元气，为当代提供精神力量与担当。叶舟的长篇新作《凉州十八拍》同样延续了“少年”这一核心主题。

小说虽以敦煌为舞台，却意在呈现河西走廊作为“锈带”的文化隐喻——通过少年们的热血抗争与道路开拓，展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突围。他形容创作如同“以血洗血”，用语言重塑敦煌的庄严与世俗，既描绘莫高窟的信仰高地，也刻画市井坊间的烟火气息，最终让这片土地上的苍生赤子成为史诗的主角。

《敦煌本纪》全新修订版

叶舟著

（即可购买签章版）

展开剩余90%

叶舟：少年中国是《敦煌本纪》真正的主题

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有100多万字，很多人说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大”的一部作品。不过，可能也只有如此大的体量与规模，才能配得上敦煌吧。许多年前，我就打定了主意要为敦煌写一本大书，现在这个心愿达成了，就像兑现了一个诺言。记得写到半途中时，我想着等书出版之后，要带上一本崭新的《敦煌本纪》去敦煌，在莫高窟的九层楼下去还愿。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版图，或者说文字的疆域。于我而言，这片文学的版图就是大西北。我喜欢荒凉、干旱、空旷、遥远的风景，我常年游走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坡和新疆南北……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壮大了我的精神，开拓了我的眼界，哺育了我的想象，又赐予了我美妙的诗篇。在这些浩瀚而辽阔的地理中，只有敦煌时刻凸显了出来，就像是一枚黄金的钉子，钉住了我的文学版图，时至今日。

我的文学版图的形成似乎很清晰。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开始练笔。在大学校园里，我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写诗歌、写小说，挥洒自己的创作热情。1987年2月，我上大二时写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了一家著名的杂志上。看到样刊时我很惊讶，在目录上，我的名字跟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前辈作家列在了一起，这严重地助长了我的“虚荣心”，也给予我一定的信心。但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在校园内，大家创作的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无非是爱情、伤感、青春的骚动，大多作着抒情的文章，绚烂却乏力。当人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奔去时，这条路未必是对的，尤其在艺术当中，所以我开始警惕了。

我自小生活在兰州城里，甚至到18岁上大学后，才第一次走出兰州，去了一次西安，看见了兰州城以外的天地。所以，我生活的背景或者说自然地理的储备很不丰厚，偏偏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基石，我当时就有一种贫血的感觉。知道了缺什么要补什么的道理，于是我拼命地往外跑。尤其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铁路系统的一所中专里面当老师98策略，有了一张职工免票，出行比较方便，一下子就跑遍了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地，甚至还坐着一辆破吉普，去了遥远的西藏，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壮烈而荒凉的风景。我知道了什么叫戈壁，看见了雪山的真容，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方言，以及斑驳陆离的风俗与大量的传说。这与我之前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我找到了大自然这个创作背景后，自己的文学视野一下子广阔起来，里面有的是我用一双脚丈量过的土地。

敦和煌，这两个字一旦分开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组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根闪电、一座天空，乃至于一本巨大浩繁的经书，充满了无限的神奇。我第一次接触敦煌却是“路过”。1986年暑假，当时还是个穷学生，我坐上绿皮火车去了一趟新疆，中途停在了一个小站柳园车站。那时柳园车站是敦煌的唯一门户，兰新线在甘肃境内最西的一站。去程时，因为吐鲁番一带刮大风，火车在柳园车站停了许久。回来时，恰逢清晨，霞光铺满了整个车站，铺满了敦煌。我下了车，在站台上散步，心想这就是敦煌啊，我现在就在敦煌的天空下啊。

这以后，虽然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敦煌了，但第一次的路过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它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了震撼。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新闻媒体工作，只要一有采访的机会，我就爱往敦煌那一带跑。我喜欢河西走廊，到了那里我感觉是吸氧，是输血，也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地方。

莫高窟（图片©视觉中国）

而每次到了莫高窟，我一般先不进窟子，第一时间会去宕泉河对岸的那一片墓地。墓地里埋着常书鸿、席臻贯、段文杰等前辈的骨灰，这些老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仍旧守护着这一方圣地。我磕个头，敬支烟，坐在旁边晒一阵子日头，才能鼓舞起来。我很明白，在那一面辽阔而沉雄的佛壁下，我顶多就是一个写作的小工匠，一介冥想的小沙弥，与古代的那些无名匠人们没有区别。

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写下了将近几百首诗歌、散文和随笔，后来以《大敦煌》的名字结集出版，另外还有《敦煌诗经》《丝绸之路》《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但我知道，对于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存在，对于西北这片深沉而广袤的写作疆域而言，一定要有一部真正的长篇才能供养，也才能匹配。

200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整整一天，我独自逗留在宕泉河的两岸，沉浸于千佛灵岩之上，一个人享有了莫高窟的伟大宁静，以及这一座辉煌的文化遗址赐予我的灵感。我当时就发愿，将来的一天，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去占据舞台的中心，并以此作为我这个儿子娃娃的反哺和报恩。

有了这个念想，在此后的16年时间内，我一边练笔，写其他的文章，一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南北两麓实地踏勘，持续地发酵着这个故事，储备着精神，寻求着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如今看来，我之前为敦煌写下的那几本诗集，只是为这一部小说所做的前期储备，因为诗歌能够磨炼我对字词的敏感，包括对语言的优美把握。

2017年，我开始动笔了，我写下了《敦煌本纪》的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有了16年的酝酿，具体的写作过程其实并不长，最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我为这部小说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写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作者直来直去，从故事的源头一路线性地发展到终点。我更喜欢的则是首先确立整个故事的那一根“脊椎骨”，让故事能够站立起来，挺直了，然后再去填充血肉，形成人物的命运弧度和具体的故事走向。

《敦煌本纪》中有上百位人物，并且各自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在与本书责编的对谈中，我谈到了自己起笔时立下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敦煌沙州城，并且要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一群群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

这部小说试图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他们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如何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这个小说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其文本又具有历史性，那些具体的事物都有历史的出处，也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一种艺术虚构。比如书中的沙州城，便是我“发明”的一座敦煌城堡。我在唐朝的相关资料中查阅到，当年的沙州城外有水井坊、修文坊，那么在小说里我不妨再多建几个坊。而根据另一段史实，雍正三年之后，朝廷重启塞防，从甘肃各地迁徙了两千多户百姓，落户在了敦煌境内，于是我又给这些坊取名为天水坊、陇西坊、平凉坊等等。

又比如，我为书中的那些少年设计了“急递社”这么个职业。有一年，敦煌机场扩大翻新，但突然停工了，因为在沙石下发现了一座古墓群。我带着记者们赶紧跑去采访，还破例进入了墓道，看见了左右两侧墙上的画像砖。那些画像砖颜色灿烂，栩栩如生。在其中一块砖头上，我见到了古代的驿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手上举着一封羽书，奔行在路上。《敦煌本纪》开始后，我必须给那一群少年一个恰当的身份，一份谋生的职业，驿使的形象便一下子浮现了出来。我大胆地发明了一项职业———“急递社”，于是这些奔跑的少年与苍茫的河西大地，一下子恰切了起来。

小说写作涉及的日常细节众多，尤其是与历史相关的，更需要仔细去考证。写作的过程中，细节求证的工作异常琐碎。举一个例子，某个特定人物在民国时早餐吃的什么，作家是不能乱编的，得从文献资料中去查找。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听到司机的口音是敦煌那一块的，我立刻问他，你爷爷以前早餐都吃什么呀？又比如胡锅子和菜锅子，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菜锅子是素的，胡锅子里有羊肉鸡肉。小说中，鸣山书院的山长丰鼎文带着弟子们追索经书失败后回到了沙州城，他们吃饭时点的一定是菜锅子，因为胡锅子太昂贵，可能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书院的山长一生清贫，他也吃不起胡锅子，所有的细节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

写作中，我又去了十来次河西走廊，虽然书名是《敦煌本纪》，但在我看来，河西走廊的四郡两关是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就像书中的急递社走过的全部线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网络，它就叫丝绸之路。我当时考察这一片地域的时候，在武威发生的故事可能很精彩，我随手把它嫁接到了敦煌，让故事更加饱满。这是小说家的特权，也是一种想象力吧。

少年是《敦煌本纪》的关键词，我喜爱这个词。每个作家有着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有的作家擅写女性，有的作家擅写老人，于我，则是少年。这可能和我的天性有关，就像西北人爱说的“儿子娃娃”一词。《敦煌本纪》中的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蒋斧、孔执臣……这些少年策马扬鞭，意气风发，在敦煌大地上奔走守护，生死相伴。读者可能会觉得他们似曾相识，是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当年的班超、卫青、霍去病、张骞，他们代表着梦想与力量。

《敦煌本纪》繁体线装珍藏版

《敦煌本纪》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清末民初，从1910年开始，时间跨度长达28年。彼时，朝廷摇摇欲坠，时局动荡，河西走廊的四郡两关由于深处边陲，政经落后，所以少人问津。在民国年间报章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里，我发现了“锈带”这个词。所谓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指向了政治、文化和经济，还包括人心和偏见。于是，我撒出了这一群少年，让他们去清除这些锈迹，不仅要把大地上的锈迹擦掉，更重要的是去擦掉人们心中的锈迹。

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锈带如今已变成一座座朝气蓬勃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创作上来看，我在以后的小说中会渐渐触及当下火热的生活。小说不是简单地编一个过去的故事，它一定要指向当下和未来。这也应是一个作家的抱负，用文字发声，在文化上开疆拓土，构建当下甚至未来的精神文化空间，永葆这个民族少年时代的那一份昂扬自信和光荣梦想。

本文首发于《人民政协报》（2020年01月06日）

发布于：上海市

嘉喜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